麦基尔岁月，1995-1999

蒙特娄是座美丽的城市，麦基尔大学就在市中心的中央。离圣凯瑟琳街的酒吧街和红灯区很近，新生入学活动里居然包含了酒吧巡饮，是我人生第一次。这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

但我很快发现：我讨厌生物。高中时我喜欢，主要因为学的是人体相关；可大学里又回到了动物，还要解剖它们，背各种复杂的希腊文术语，我痛苦不堪。

这段经历教了我一个重要的人生道理：人一定要选自己真正热爱的事。

所幸我辅修了计算机。程式设计带来的创造乐趣远胜生物学，很快我就把时间都花在计算机房，而不是生物实验室。一学期后，我转去了计算机科学专业。

人们总说，在学校学的东西九成都用不上。对我来说，真正有用的几乎全来自CS入门课，尤其是数据结构和算法。数据插入、排序、搜索算法和效率分析是程式设计的基础，即使现在我不再自己写代码了，这些知识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工程师。

作为技术创业者，能准确判断某个功能的技术实现难度，至关重要。

大学里，我对物理和数学的热情也渐渐淡了。这些在高中时充满解题乐趣的学科，到了大学却变成反复证明「A等于B」的推演。我渴望的是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，而程式设计恰恰能实在提升效率、创造价值。

我在麦基尔大学过得并不轻松。课程越来越难和抽象，考前临时抱佛脚越来越行不通。大一那年我靠临时抱佛脚还能拿到不少A，但从大二开始，光靠考前一晚翻书已经很难掌握知识点，成绩也开始极速下滑。

我很少和教授交流。从只有400名学生的高中，转到拥有35,000名学生的大学，这种适应本就不易，再加上第一次独立生活，同时打著好几份零工，手忙脚乱。

直到大四修人工智慧课时，我才与一位Cooperstock教授熟悉起来。他年轻有为，刚来学校就牵头张罗了不少企业合作，带给我们许多有趣的项目。

其中一个是RoboCup AI足球机器人大赛，由索尼这类大公司赞助的。顶级组使用带摄影机、传感器和马达的人形机器人，中级组则使用类似索尼AIBO机器狗这种迷你机器人。

我们参加的是软体组比赛，各个队伍要写程式指挥虚拟球员。比如在程式里写「1号射门，角度30，力度七成」，这个指令就会发给中央伺服器。伺服器像个主裁判，它根据所有队伍发来的指令，即时算出球该往哪飞、球员该往哪跑。我们透过一个视觉化界面，就能清楚看到整场比赛的即时动态。

我们用的是反向传播神经网路来训练AI踢球。每次射门后，AI会根据是否进球，自动调整神经网路节点的权重，慢慢摸索出该用什么角度、多大力度。当时我们用的是个九个节点的三层小网路，而现在最先进的AI模型，节点规模都达到兆级别了。

虽然我们队没有夺冠，但结合这次经历写了一篇AI论文，2000年被国际人工智慧协会(AAAI)收录了[^7]。二十六年过去了，这篇论文依然在他们的网站上。

那时我意识到，自己特别享受在小团队里工作的感觉，Cooperstock教授还给了我兼职机会。可惜在我职业生涯的前二十五年里，没再怎么深入接触过AI。不过正如我常说的：「未来的机会，永远比过去更多。」

学费与开支

在加拿大，很多父母在孩子18岁后就不管了。幸运的是，我来自华人家庭。

大一那年，我在校外租了间公寓，因为比宿舍便宜。但这个决定让我变得孤零零的。朋友们都住在校园里，我总一个人独来独往。十八岁就要独自面对生活并不容易，那时心里多多少少积压了些说不清楚的压力。

尽管打著好几份工，大学头两年我还是入不敷出。第一年父亲给了我六千加元支援，第二年姐姐又接济了我三千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向家里要过钱。

上学时，每个暑假、每个学期，我都在工作。别无选择。

在蒙特娄的头两个暑假，我在软体公司Original Sim参与开发政府资助的3D飞行模拟器。大三时，姐姐把我介绍给她工作的日本IT公司。前几轮技术面试都很顺利，最后和公司CEO Mike Alfant面试时，我有点紧张，但他没出什么难题，直接给了我暑期实习机会。

月薪两千加元，比我之前任何收入都高。除了工资，公司还承担我在东京的住宿。我很快就发现，住宿费比我的工资要高得多。

关于东京的故事，稍后再说。

来到蒙特娄后，我和高中女友试过异地恋。总打长途电话很贵，没多久我们就感觉走不下去了。三个月后她提出分手，我虽然难过，却并不意外。

大二时，我开始交往一位温柔善良的台湾女孩Amanda。那时的我不够成熟，每次发生小摩擦，我总会把矛盾升级，用分手来要挟。我们总吵架。

回想起来，我才是那段关系里无理取闹的人。善良的她总是先低头道歉，一次次地包容退让，直到某天她不再妥协。当我再次说出「分手」时，她只是平静地说了声「好」。我拼命道歉，试图挽回，但都太迟了。

我感觉自己真是蠢透了。在计算机实验室外，我在好友Danny面前哭了出来。眼泪里有失恋的难过，但可能更多的是哭自己又蠢又作。

这段经历让我成长了不少。我领悟到两个道理：一、别做混蛋，要做个善良、容易相处的人；二、无论吵架还是谈事情，都不要使用最后通牒。

打那以后，我不再作了，吵架时不再随便拿「分手」作威胁，除非真的决定离开。我的脾气也变好了很多，不再那么自我了。

这点也影响了我的商业谈判方式。我不会放狠话，也从不威胁对方。后来我更加确信：当有人在谈判中威胁你，最好的回应就是选他们当作「威胁」的选项。

这条准则，我一直奉行到今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