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

背痛手术

我从青少年开始，就有背痛的问题。这可能遗传自父亲，再加上长期坐在萤幕前歪著腰，情况越来越糟。第一次「闪著腰」是在17岁。26岁那年，我在彭博社办公室上楼梯，又闪了一次。后来发作越来越频繁。从几年一次，变成每几个月一次。

到了2019年，疼痛时刻伴著我。我坐著站著都痛。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，我只能躺在床上工作：笔记本放在支架上，iPad和iPhone架在身边。偶尔会开镜头解释一下情况，但大多数内部会议，我们不开视讯。

2019年，手术后的「工作台」。

2019年12月，我原本要去越南参加币安线下聚会，但腰痛把我按倒在床上。有一天我去楼下咖啡店见朋友。平时走三分钟的路，那天却花了半小时，而且痛苦无比。我做了核磁共振，确诊椎间盘突出，医生建议手术。

一位朋友推荐了德国的医生，于是我在2020年1月20日飞往柏林做手术。

手术那天（1月21日），我请了一天假。术后活动受限，我在床边安装了手机支架继续工作。我唯一缺席的就是手术那天的会议。我在推特上晒出了「病床办公」照片。

但手术没成功，椎间盘突出又复发了。躺在病床上时，关于武汉出现一种新病毒的消息，开始在全球传开。

新冠疫情

新冠疫情消息一出来，币安的慈善团队立刻行动起来。我躺在柏林的病床上，召集了HR、行政、财务和行销团队开会。我们先确认了各国员工和其家人的安全，然后把目光放到更大的社群。团队筹集捐赠口罩、医疗物资和呼吸机，尽我们的一份力。

2020年初，币安慈善团队为支援新冠防控筹集的部分医疗物资。

为降低出行感染风险，整个二月我一直留在柏林。三月中，欧洲确诊病例持续增加。3月21日，也就是新加坡关闭国境的前一天，我搭上飞回新加坡的航班。

居家办公

我们团队从2018年就在「居家办公」(Work From Home)。居家办公最大的好处是灵活。那套在工业时代为业务只在一个国家的公司设计的朝九晚五制度，早就过时了。

币安服务全球用户，团队也跨越多个时区。灵活的时间安排成了必须。大家自己安排好工作和生活的时间：掌握节奏，负起责任。

我们看结果，而非工时，不做细腻的管理。谁真心投入、谁敷衍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真正投入的人充满热情，就算在非工作时间也会迅速回应问题。

居家办公不用通勤，能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。我们还能从全球各地招最好的人才，不受地理限制。虽然少了面对面的交流，但我们除了日会，周会，还会安排定期的团建，沟通和增进感情。远端办公也有很多挑战，但我们总能找到办法。我认为居家办公是币安增长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我们开会一般不开视讯。有人觉得开视讯才更专业。我却觉得就像穿西装一样，累人又没啥太大意义。人的精力有限，也都需要喘口气。说实话，大家都在开会时上过厕所。我们团队工作时间很长，没必要每次会议都坐得像考试一样。在币安，我们关心的是用户和结果，不在乎形式。

币安卡

2020年2月，我在柏林手术恢复期，周伟的团队给我介绍了Swipe Wallet，一家菲律宾的加密创业公司。它本来是个钱包，后来转型做加密签帐金融卡。用户用加密货币付款，商户收的是法币，对用户来说几乎丝滑无感。

这个想法本身不新鲜，最大难点在于找到银行合作伙伴。对加密爱好者而言，它省去了卖币换法币的麻烦，让加密货币可以直接用于日常支付。

当时Swipe还没正式营运，但想透过跟币安合作获得用户。创办人Joseph说把Swipe 80%的股份换成合作伙伴关系。他很聪明，后来又把剩下的20%以数千万美元卖给了我们。

随后，币安在欧洲推出了币安卡，很快就成为用户的新宠。

徐明星被拘留

2020年10月16日，OKCoin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提款。一般来说交易所不会随便这么干，除非面临破产或关键持有私钥的人无法操作。

消息出来后，有传闻说，中国警方对徐明星实施了「软拘留」，把他关在饭店里，隔绝外界联系。暂停提款也侧面说明一个事实：私钥只有徐明星一个人掌握，别的人根本操作不了。当他被警方控制时，大家担心警方会动用用户资金，中国市场一片恐慌。整整五周后，2020年11月26日，徐明星被解除「软拘留」，OKCoin才恢复了提款服务。

李林被拘留

徐明星获释两天后，2020年11月28日，火币创办人李林和另外17名高层在他们的一个公开VIP活动上被警方带走。影片很快在网上传开。不过火币没因为李林被拘留暂停提款，体现出他们的钱包系统设置得更完善。

李林被「软拘留」了90天。获释后，他决定退出行业，将火币挂牌出售。

币安曾被问是否愿意接手，但我们婉拒了。最后，李林将火币卖给了孙宇晨。

五年后，2025年的一次晚宴上，我和李林相隔11年再次见面。李林告诉我，他曾看到一张截图，显示徐明星亲自向中国警方检举他，正是这份检举，导致了他的被捕。